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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2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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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女报视点 “天之骄子”缘何屡陷“传销陷阱”? 无论通关闭关,都为抢救生命让行 带娃上班要解决责任兜底问题 “租售同权”保障“住有所居”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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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娃上班要解决责任兜底问题

□ 堂吉伟德

沪江教育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工亲子工作室”是上海首批12家试点单位之一。早在2011年,沪江公司就设立了“应急班”,在幼儿园暂时停课、家中老人生病无法带孩子等特殊情况时,员工可以把孩子带到公司来。2014年,开出寒暑假班,今年挂牌“职工亲子工作室”。(8月21日《青年报》)

双职工家庭“朝九晚五”的工作,加上居高不下的保姆费,以及“全面两孩”政策激活的生育意愿,导致幼儿园、托儿所等学前教育严重不足。数据显示,五年来,尽管全国公办园增加了1.7万所,但总体占比仅33%,仍有约1/3的适龄儿童没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城市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的比例偏低,入公办园难、入普惠性民办园难、流动人口子女“入园难”等问题仍未根本解决。 原本学前教育的资源就严重不足,“全面两孩”放开之后将会进一步导致情况恶化。

鼓励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以实现“带娃上班”的愿景,一度是“单位化管理”体系下的一种福利。同时,可以缓解公共投入不足,充分发挥社会参与的力量,共同解决学前教育的瓶颈问题,有“社会事社会解决”的意味。不过,“带娃上班”若不能解决公共属性和责任兜底的前提,则容易成为一种负担转嫁,并形成新的社会矛盾。

从上海等地试点来看,“带娃上班”的制度设计善意,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经费谁来负担”的问题。一位工会负责人透露,一个短期暑托班各种费用就要两万元。而像沪江公司那样的“宝宝房”,公司每年要投入数十万元运营费。显然,若费用全由企业和单位来承担,注定难以持续。必然要建立一种责权分摊体系,否则“带娃上班”就可能会形成影响面较大的“抽血效应”。

从总体上看,企业负担本就不轻,盈利能力弱,有的甚至处于亏损状态。再加上经济下行压力犹存,一些企业生存状况艰难,自身“供血”已严重不足,若再“抽血”则会雪上加霜,导致生存环境失衡,不利于其转型升级。

此外,消除学前教育压力和职工的后顾之忧,是公共责任而非企业义务,具有道德的倡导性却没有强制力。一方面,从法律上说,解决学前资源紧张和实现全社会参与,确实离不开市场主体的参与,不过参与并不代表包办,更不能成为负担的转嫁,属于公共责任的应由公共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学前教育与企业的运营本没有绝对关联,企事业单位并没有为此负责的优先义务。因此,在运作模式上可实行“服务外包”,以“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作为长效机制,解决经费来源和公共责任问题,“带娃上班”才能实现共赢。

再从专业性、市场化角度考虑,可由市场其他专业机构解决的问题,则不必让企事业单位回归“单位属性”和“公家功能”。“公助民办”或者“公办公助”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学前教育不足的主要路径。倡导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关键在于要厘清责任边界,解决经费的来源和分摊原则,而不是成为加剧企业成本的责任转嫁。避免了道德性捆绑,措施创新才会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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