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王春霞 发自北京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未成年人检察厅）厅长史卫忠2月22日在最高检厅长网络访谈时介绍，截至2020年9月，各地通过强制报告立案并审查起诉的案件近500件。

    据了解，2020年5月，最高检联合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健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明确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史卫忠说，强制报告制度的刚性体现在“强制性”。根据意见规定，隐瞒不报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如湖南某小学教师强奸、猥亵学生案件，涉事学校负责人员隐瞒不报，检察机关对该校正副校长以涉嫌渎职犯罪提起公诉，已被追究刑事责任。

    除了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的违反强制报告规定涉嫌违纪违法人员也受到了相应处罚。例如，上海市某区检察院针对一起教师在校园内猥亵女学生，学校隐瞒不报的情况，及时提出处理意见。区纪委监委经过审查调查，分别对涉案学校校长、党委书记作出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专业技术岗位等级降为9级的处分。

    史卫忠表示，当前各地持续深化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例如重庆市九龙坡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创新工作方式，联合开发运行“强制报告App”，进一步畅通了快速发现、报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渠道，为各部门合力保护未成年人搭建了平台。

    据介绍，强制报告制度执行过程中，一些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监护侵害案件因医务人员按规定报告得以及时发现。还有一些农村留守、智障儿童遭受侵害案件，因学校教师报告发案，使农村贫困智障家庭的孩子得到了及时保护，避免了智障女童长期、多次被性侵等问题的发生。

    “下一步，最高检将在认真总结规范的基础上，优化12309检察服务平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区建设，实现与强制报告制度的有效衔接，并通过APP、小程序等方式，为强制报告制度落地落细提供更加便捷的渠道和方式。”史卫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