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写了，“她们”还将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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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一书中，美国著名女性主义科幻作家乔安娜·拉斯揭开了一段隐匿的历史——男性通过种种策略，阻止、无视并贬低女性的文学写作。在这本反讽意味十足的文学评论中，拉斯戏仿男性口吻，点破了历史上贬损女性作家的惯用潜台词。同时，尖锐的讽刺并未使拉斯失却客观，每一条抑止女性写作的机制分析都有历史文献、文学文本佐证。

    ■ 范语晨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科幻作家乔安娜·拉斯的《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以“格罗托罗格”这个词开始。她解释道，该词为星际用语，代指“可笑的自我欺骗”，也用以形容“不需要经过直接审查就能做到的信息控制”。

    事实上，这是拉斯对于男权社会抑止女性写作模式的高度概括。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中，拉斯用她熟悉的科幻文学情景打开了一段隐匿的历史——男性通过种种策略，阻止、无视并贬低女性的文学写作。在这本反讽意味十足的文学评论中，拉斯戏仿男性口吻，点破了历史上贬损女性作家的惯用潜台词：“她没有写”“她写了，可是她不该写”“她写了，可你们看看她写的啥呀？”……尖锐的讽刺并未使拉斯失却客观，每一条抑止女性写作的机制分析都有扎实的历史文献、文学文本佐证。这是一本面向男性中心文学史的批判檄文，也是对整个女性文学传统难能可贵的补白。

    针对女性写作的“非正式禁令”

    在分析抑止女性写作的策略之前，拉斯首先揭示了这些策略的隐性特质：强势的男性当然不会颁布明确的法令禁止女性写作，但“非正式禁令”却处处存在，成为司空见惯的权利剥夺。

    女性写作者被赋予的“假性自由”与真实阻力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稍稍熟悉唯物史观的人都知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伴随着父权制的大获全胜，开启了男性在政治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女性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被彻底“他者”化，不掌握财产权，不从事社会生产，也自然不可能具备文学创作所需的物质基础与自由空间。

    书中，拉斯援引文学史资料呈现了女性创作者打破禁令的艰难。无论是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女性，都很难有可支配的金钱和闲暇时间：艾米莉·狄金森身无分文，需要向父亲讨要购买书籍的钱；乔治·艾略特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她得料理家务，照顾生命垂危的父亲；工人阶级女作家蒂莉·奥尔森则需要面对一天工作十五小时的干扰……

    物质与闲暇的缺失之外，男权社会从意识形态上将女性排挤出文学创作活动。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本就在20世纪才逐步获得，而“劝阻女性求知”的顽固意识，不断否决着女性写作的正当性，摧毁着女性创作者的信心。

    于是，非正式禁令成了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一面剥夺女性创作的可能，一面却又借此宣称她们没有能力创作：“这种让女人不要当创作者的警告不仅会消耗女性的时间、精力和自信心，而且彻底地渗透到她们对自己的期望中，使她们的身份出现真正的分裂，这才是特别具有危害性的。”

    二元对立等式的诸种面孔

    面对男性自以为是的“她没有写”的论断，拉斯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反驳。的确，女性在狭小艰难的空间中依旧创造出了相当优秀的文学作品，男性便只能转而贬低它们的价值。“剥夺作者身份”“诋毁作者”“内容的双重标准”等都是价值贬损的不同策略。如果我们对拉斯的分析略加思考，便不难发现，这些策略中贯穿着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等式，人与文学创作的特性被归为高低有别的两类，而女性总与劣等的特性相勾连。

    “剥夺作者身份”的策略有时将女性作家的作品归功于她的兄弟或身边的其他男性，有时则呈现为隐性剥夺，即认为是“她身体里的那个男人在写作”。“内容的双重标准”更是一连串二元对立的分配，男性将女性逐出公共领域，而后将私人领域定义为琐细的、毫无价值的。于是女性写作也等于狭隘的，等于地方主义的，等于不严肃的……

    在高下两分的对立体系内，女性写作本身成了对男性特权的冒犯，这使得价值低估常常演化为诋毁。拉斯谈到，19世纪的欧洲几乎将成功写作的女性等同于道德败坏，到了20世纪，关于女性的道德约束有所松动，但擅长写作的女性又与“缺乏女人味”“不招人喜欢”画上了等号。“女性的智识是要以失去可贵的女性特征为代价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海伦妮·多伊奇如是说。 

    “她们”彼此相连

    “如果关于前辈的记忆被埋葬，那么过去从未有过前辈的假设就会继续存在下去，每一代妇女都会相信自己承受着一切从头开始的负担。”拉斯从无数女性作者切身的迷茫出发，揭开了男性抑止女性写作的另一历史性工程，即割断女性文学传统，割断女作家之间的联结。

    在“成就个别化”“异常化”和“榜样缺失”三个章节中，拉斯震惊于我们对历史上女性文学创作的了解少得可怜。1971年，拉斯本打算在她开设的女性研究课程中讲授夏洛特·勃朗特的《维莱特》，却发现整个美国都找不到任一版本。在课堂上，拉斯也发现，即便对于文学系的学生而言，《简·爱》都是多数人唯一熟知的勃朗特作品。

    拉斯进而解释道，在任何阶段的教育中，女作家在选集、课程种类和阅读书目中所占的分量都极少，这使有兴趣写作的女学生认为女作家的成就是极个别的例外现象，而这些成功女作家多半还是不讨人喜欢的怪胎。同时，女性作品的入选标准也是别有用意的，对于同一个女作家，她谈论公共政治的内容通常会被删去，只保留她的情诗。

    通过缜密的文献梳理，拉斯向我们呈现了历史上女作家之间相互影响、甚至实际上相互交往的蛛丝马迹。女性写作的传统和谱系确乎存在，只是被淹没了太久。对历史的补白铺就了通往未来之路，拉斯考察了面对“女人不能写作”的断言，女性作何反应。最令拉斯赞扬的反应不是愤怒、逃避、正面驳斥或诉诸个别榜样，而是“女性中心意识”的重塑。这一视角以女性的团结为后盾，打破固有判断和僵化的价值中心，理性平和地看待女性写作的传统，寻求“彼此相连的感觉”。女性写作者之间的联结历史需要被重写，更需要被延续。正如拉斯想要告诉我们的那样：“她们”的确写了，“她们”还将要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