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是日本政府解决少子化问题最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最棘手的问题。

    ◆ 日本政府的少子化应对措施只能帮助那些有结婚和生育愿望而遭遇实际困难的人，但不能有效促进女性进入婚姻和降低她们对未来配偶的期望值，因此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

    ■ 顾蕾

    当前日本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老龄化程度严重。根据总务省的统计，2020年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为3167万人，占总人口的28.7%，刷新了历史纪录。导致老龄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平均寿命的延长，二是少子化的持续。寿命的延长有赖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安定，少子化的原因要复杂一些。

    日本自1973年以后出生率开始持续下降，20世纪80年代初略有反弹后继续走低，其进程之快世所罕见。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首次生育平均年龄推迟到30岁以后。长期以来，女性的不婚、晚婚的增加和婚后生育意愿的降低被认为是影响出生率的主要原因。

    1992年《国民生活白皮书》里首次将伴随出生率下降产生的儿童数量的减少称为“少子化”，将儿童和年轻人少的社会称为“少子社会”。

    少子化导致劳动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因此储蓄率降低，劳动人口的负担加大，家庭形态也随之改变。三世同堂的家庭、父母与孩子组成的小家庭所占比例都在下降，仅由一个人构成的家庭占比则增加了。如果总人口持续减少将威胁到国家的存亡。

    陆续出台经济支持政策

    日本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少子化对国家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危害，一直在积极地寻找解决方法。其核心政策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是鼓励育儿，第二是提高女性地位，第三是促进全体国民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在鼓励育儿方面，日本政府在1994年制定《天使计划》和紧急保育对策等，1999年又推出《新天使计划》，2003年制定《养育下一代援助对策推进法》，2005年出台《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以此为基础制定更为具体的《儿童·育儿援助计划》，2018年制定《育人革命基本构想》，其包括减轻幼儿园、托儿所等方面的费用，减免低收入家庭大学生的学费等。日本政府还决定从2021年将不孕不育治疗纳入医保，并给予治疗补贴。

    以上手段的目的是希望国民不因为经济原因而拒绝孕育更多下一代。

    努力提高女性社会地位，促进国民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在提高女性地位方面，日本政府以建设男女共同参与社会为目标，从2001年开始每年发行《男女共同参与白皮书》，2014年设置了“创建让女性绽放光彩的社会”总部，2015年颁布《推进女性职业生涯活跃性的法律》，2018年实施《在政治领域推进男女共同参与的法律》等。

    以上这些法律覆盖了政治、经济、教育、性别观念等诸多领域，要求各地行政机构和企业等都参与进来，对提升女性地位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促进全体国民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日本政府在2007年制定了《工作与生活平衡宪章》，敦促全国各机构组织积极参与，鼓励多样化且健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保证国民通过工作获得经济上的自立，为男性提供育儿假等。这些措施对男性起到了减负的作用。

    以上三个方面的措施试图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通过消除国民在生育过程中的具体困难来减轻生育负担，提高出生率，其二是推动男女平等进程以增加女性的社会参与度和婚后的自主性，使其愿意进入婚姻和生育，其三是协调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使两性都有时间分担家务和育儿并享受天伦之乐，特别是改变了长期以来男性必须“像个男人”，女性必须“像个女人”的性别分工模式，使男性愿意承担经济支持以外的家庭责任。

    结婚意愿依然继续降低

    然而尽管日本大力推行以上措施，但2020年50岁的男性中有23.4%没有结过婚，50岁的女性中有14.1%没有结过婚。内阁府预测到2040年将有19.5%的男性终身未婚，女性则为18.7%。在日本这样一个未婚生子比例很低的国家，终身未婚率的逐年增加和晚婚趋势意味着生育率并未提升，反而继续降低。

    结婚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有两点：（1）经济能力不足；（2）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低迷，大量劳动人口无法成为正式员工，无法获得稳定的收入，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得到改善，因此经济能力差的年轻人难以进入婚姻。

    除了经济的制约，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珍视单身时的自由，看中对方是否与自己志趣相投，却又缺少机会去认识符合自己条件的异性，这导致他们错过适婚年龄，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失去结婚愿望。2020年日本婚件数比2019年减少了12.7%，出生人口87万2683人，再创历史最低纪录。这说明至少目前来看日本政府的努力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政策制定仍由男性为主导

    日本政府的措施应该说覆盖面很广，除了针对育儿过程中的实际困难提供相应的解决办法之外，顺应国际潮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提高女性地位，改变了以往大多数女性婚后不得不辞职，待子女长大后再返回职场的工作方式，提高了女性的经济独立性。制定防治性骚扰、性暴力的法律法规，保护了女性的安全，减少女性进入婚姻的后顾之忧。而男性在失去对女性的支配权的同时却也解除了自身受到的性别束缚，得以享受工作之外的人生。

    然而在经济大环境得不到改善的情况下人们仍然为得不到稳定的工作和薪酬而焦虑，这必然体现在女性的择偶标准中对经济条件的看重，导致低收入的男性难以找到伴侣。

    另一方面，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使结婚不再是唯一选择，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如此。尽管职场环境有所改善，但男性的性别观念并未彻底改变。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年度性别差距指数显示，153个国家中日本名列第121位。之所以排名如此之低是因为从中等教育开始日本两性差距拉大，从劳动所得、管理职位、研究人员、国会议员数量的性别比例等可以看出显著的性别不平等。

    在此背景下，结婚仍然意味着女方的更多付出和牺牲。无论是由于经济能力的提高还是出于自我意识的上升，女性都不再将婚姻视为自己的最终归宿，也不再认为生育是女人的天职。日本政府的少子化应对措施只能帮助那些有结婚和生育愿望而遭遇实际困难的人，但不能有效促进女性进入婚姻和降低她们对未来配偶的期望值，因此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

    如何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是日本政府解决少子化问题最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最棘手的问题。缺少女性参与，由男性主导制定政策这一政府行为本身就意味着男性对女性的利用，自然得不到女性的支持，从而解不开少子化的困境。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