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牺牲时，苦心筹建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六岁，而今已百岁峥嵘，依旧风华正茂。这恰如他在《青春》一文中所写的那样，心怀天下与人类的革命者，“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

    ■ 范语晨

    1927年4月28日，在京师第二监狱阴冷的牢房里，李大钊轻轻哼唱着国际歌，监狱外是驱赶不走的、为他呐喊请愿的学生们。电影《革命者》以两个揪心的数字开场了：时年38岁的李大钊先生，正在度过生命的最后38小时。这样的开篇令人感到有些残忍，却又无比真实。对于无数开路的革命者来说，他们的故事多是在身后，才为光明中的后辈们知晓。

    如总监制管虎所说，守常先生的一生经历了太多波澜，常规的叙事形式难以呈现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抛弃人物传记电影常用的线性结构，在38小时里穿插地、多视角地展现李大钊的一生，是《革命者》的匠心所在。透过这样的叙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李大钊经历的重要事件，也是一部精缩的20世纪初中国史；更重要的是，光影交错间，敌人、爱人、学生、挚友等多视角下的李大钊先生触发了我们对“什么是革命者”的再思考。

    革命者是先驱者。

    影片的英文片名为The Pioneer。语言间的互译恰恰道出了革命者的一重含义：先驱、先锋。20世纪初的中国，仁人志士们苦寻各种救国良方，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此时，无论对于知识分子还是普罗大众，马克思主义都是绝对的新思潮。如何将这一先进的、有效的指导思想传播到华夏大地？《革命者》中，筚路蓝缕的艰辛呈现得异常生动。

    在张作霖和张学良关于“李大钊不得不除”的讨论声中，镜头转向1917年，将观众带入张学良视角下的李大钊。这一年，年轻的张学良在上海目睹了一场霓虹灯下的黑暗：俄国十月革命发生的第二天，在街上叫卖的报童徐阿晨被俄国恶徒维克托殴打、枪杀。

    此时的李大钊正在为上海租界各行业的工人代表普及马克思主义，向他们介绍万里之外的土地上发生的红色革命。“俄文里有个词叫布尔什维克，你们知道翻译成我们的话是什么意思吗？意思是，多数人。布尔什维克主义代表的就是多数人的声音。”

    窗外的枪声惊动了大家，李大钊冲到街边，发现受害的是他早已结识的小朋友阿晨。李大钊无法按捺胸中的怒火，他带头串联，号召各行业工人展开了一场罢工，逼迫租界当局的洋人高官交出凶手，惩办恶徒。镜头在室内的思想启蒙与街头的疾呼奔走之间转换，颇耐人寻味。“主义”不单是科学严谨的思索，引人入胜的论述，最终要落脚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而“先驱者”的使命也不仅是理论的引介与传播，更是努力使先进思想能够真正触发、指导社会的改造。正是李大钊这一代先驱者，让代表“多数人”的思想，点燃了“多数人”的行动。

    《革命者》的可贵之处便是诚实地呈现社会变革规律，没有将革命者理想化、浪漫化为振臂一呼的雄壮符号，而尽量在新思潮面对的误解、打压，甚至先驱者自身的迷茫之中，还原求索的长路。同时，先驱者往往是牺牲的代名词。在大革命失败的至暗时刻，李大钊先生便离开了他毕生希望改造的世界。李大钊临刑前的一句话道尽了先驱者的信仰与命运：“我从黑暗中反叛而来，却不属于未来的光明之地。”

    革命者是播火者。

    “一头骡子死了，资方要赔偿100元，而一个劳工死了，家属却只能得到30元赔偿金。这不是人间地狱是什么？“

    这是电影中，李大钊对开滦煤矿工人说的一番话。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常常被形象地称作“播火者”。《革命者》对“播火”场景的把握细致贴切。由于时代跨度巨大，当代电影人在荧屏上复现革命家，极易陷入吃力不讨好的困境。在刻画李大钊深入中国社会各阶层，影响和感染群众的过程时，电影并未预设“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身份鸿沟，而将“播火”直陈为普通人之间的自然交流：对开滦矿工来说，一句骡子和人的对比，外资企业对中国劳工的剥削之甚，国人尊严之沦陷，便显而易见了。

    蕴藏星火的“觉醒时刻”，在《革命者》中还有很多。李大钊在澡堂里结识了帮工的庆子。好心的庆子在除夕夜给李大钊送来一盘饺子。李大钊一边狼吞虎咽，一边问庆子：“长大了想干什么呀？”庆子天真地回答，“想干大事”。李大钊听了这话，用手在雾蒙蒙的窗户上写下一个“天”字，他告诉庆子，“工”字下面加“人”字便是“天”，“只有为天下人谋幸福，才是真正的大事。”后来，庆子成了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先生临刑前，发现潜入狱中试图秘密营救他的，竟然就是当年那个送饺子的男孩。

    微观刻画之外，电影对“播火者”的塑造还贯穿于宏观的历史脉络中。通过主人公的生命足迹，勾连起他对同时代各阶层及不同政治派别的影响力，也串联起一代革命者们的热血与青春：1920年，李大钊扮成车夫护送至交陈独秀出京，两人谈笑风生，相约共同建党；1922年李大钊在上海与孙中山见面，共同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与振兴中国之问题”，后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大学，李大钊结识了爱洗冷水澡的毛泽东，两人的交流使深感“诸路皆走不通”的毛泽东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电影里一个远景镜头分外动人——当毛泽东离开北京，回长沙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前，二人在景山上眺望未来“赤旗的世界”……

    革命者是眼望未来的爱人者。

    “他们的手里都有枪，他们都有枪……”受伤的李大钊面色苍白，两眼失神，握着妻子赵纫兰的手喃喃道。

    这是李大钊先生革命生涯中最心痛的回忆之一。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帝国主义的霸道行径，李大钊率领学生和各界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当请愿团到达段祺瑞政府门前时，卫队向群众开枪，致数十人死亡。此时，街头一片混乱，一位女生一边呼救倒在血泊中的同窗，一边抬头撕心裂肺地喊道：“守常先生，我们该怎么办那……”

    演员张颂文将此刻人物情绪表达得极富张力：看着赤诚爱国、一心追随自己的学生和群众或命丧街头，或身负重伤，李大钊的眼神里交织着慌乱、恐惧、无助和愧疚。革命者眼望未来，因此有着不惧此刻艰辛的勇气。但他们同样有普通人的脆弱与彷徨，因为他们有牵绊，有软肋，真正的革命者爱的不只是“主义”，也不是抽象的人类，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

    以卵击石的牺牲让李大钊认识到，用信仰的火种点燃人民只是开始，一个代表多数人的政党，应当有能力去保卫追逐理想的人们。经此惨案，李大钊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思考更加成熟，他说：“我们不仅要有主义，还要有枪。”

    38小时一分一秒地流逝。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的绞刑架边，李大钊留下最后一张照片后，英勇就义。北京《晨报》曾报道了当时的情况：“计自二时至五时，二十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直到电影的片尾曲响起的那一刻，作为观众的我们竟仍不觉得大钊先生已经离去。他牺牲时，苦心筹建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六岁，而今已百岁峥嵘，依旧风华正茂。这恰如他在《青春》一文中所写的那样，心怀天下与人类的革命者，“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