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提示

    青年农民工的婚姻家庭问题是反映城乡流动与社会转型的重要方面，也是研究婚恋问题的重要入口。《婚恋转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一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进行了深入调查与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方面？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转型时期，农村务工女性的权利和地位有着怎样的变化？农村青年的美好家庭生活秩序何以可能？《新女学》周刊就此采访了该书作者、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宋丽娜。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婷

    青年农民工的婚姻家庭问题是反映城乡流动与社会转型的重要方面，也是研究婚恋问题的重要入口。《婚恋转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版）一书从婚恋形态、婚恋路径、婚姻市场和婚恋价值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进行了调查与探讨，试图解释其行为逻辑及背后的社会性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方面？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转型时期，农村务工女性的权利和地位有着怎样的变化？农村青年的美好家庭生活秩序何以可能？《新女学》周刊就此采访了该书作者、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宋丽娜。

    多元而复杂的婚恋现象

    记者：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与打工经济的兴起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发生转型，出现了闪婚、逃婚离婚、婚外情、临时夫妻和光棍等多元婚恋现象，这背后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怎样的婚恋价值变化？

    宋丽娜：多元而复杂的婚恋现象，反映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较为混杂的婚恋价值体系，既有传统婚姻伦理的留存，也有城市婚恋文化的影响。我认为其中一个基本线索是，以婚恋自由为核心的现代婚恋价值观已经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确立，而他们所面临的婚恋环境却更加复杂了，一方面是流动生活的动荡与漂泊，另一方面则是原有村庄规范的制约与拉力。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价值观呈现出四种变化趋势：从稳态的婚恋模式到多元化、流动性的婚恋实践；从道德伦理导向转向感情导向、利益导向；从公共性道德趋向私人性的体验；从结构性的干预到自主婚恋选择能力。

    记者：您在书中专门讨论了工厂恋情的兴起与特点。如今越来越多新生代农民工从工厂走进新兴的快递和外卖行业，他们的婚恋实践和工厂恋情有什么异同？

    宋丽娜：工厂恋情的主体是80后及一些90后，而现今不少90后及00后们则在快递、外卖等灵活自由的服务行业就业。他们这代人的人生经历不同，婚恋实践也必然有新的特征。我尚未对此做过专门的调查研究，初步的感觉是，他们的婚恋实践是80后们的进一步演绎，如更加注重婚恋关系中的互动质量和体验，恋爱、婚姻、家庭相互分离，拥有婚恋主体权和婚恋自由权等。

    农村务工女性地位的提升与遇到的风险

    记者：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中，农村务工女性的权利和地位有着怎样的改变？

    宋丽娜：农村务工女性的权利和地位有较大的改变，如权利意识更强、地位提升明显等。

    这与婚姻市场的形塑有很大的关系。2000年左右形成的全国婚姻市场打破了传统婚姻圈维系的地方性的婚姻均衡。体现为男女之间的“婚姻梯度”在整体上形成了一种“流向”，即女性更多地嫁往地理和经济条件好的地区，这些地区的适婚男女比例较正常，多数家庭有条件能够正常结婚；而在地理和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尤其是家庭条件差的男性，则很难正常婚配。为了应对这种不均衡，一些地方日益型构出了本地婚姻市场，即在特定地域范围内按照新型的婚配规则来缔结婚姻。

    由于本地婚姻市场对于女性稀缺的体验更加明显，女性拥有更多的谈判能力和选择权利（甚至在再婚市场上）。女性在本地婚姻市场上的高位激发了女性权益的增长和地位的提升。体现为在婚姻结合中，女性具有“要价权”；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女性的声音越来越重要，地位越来越高；所以，当下农村多数离婚都是女性提出的，她们更容易找到更好的归属，为此男性便会调整自身的行为，学会“爱护老婆”，并且“更加贴心”，以维系婚姻家庭生活的完整。整体上看，婚姻市场上的高位提升了女性权利和地位，进而促发了农村传统婚姻家庭生活观念的改变。

    记者：在“跨省婚姻”“结婚未成年”“临时夫妻”等婚恋现象里，女性是否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风险？这些该如何克服和防范？

    宋丽娜：在婚恋转型中，由于生活情境的快速转变与家庭结构的深刻变动，农村务工女性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和前所未有的风险。她们以感情为中心，但是感情却无所依附、缺乏安全感；享受父母的庇护，却也要承受着感情上的压抑和父母的干预；不考虑现实条件，却往往被现实规训。女性面临的这些困境给她们带来了婚恋风险：失恋、失婚、欺骗、经济困境、暴力、权益受损等。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在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观念态度等层面的融合和经营不足，只求婚恋的功能性满足使得其超越性的价值被忽略，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和道德规范丧失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婚恋日渐缺失了村社供给的系统性保护。

    婚恋转型的完成与出路

    记者：书中讨论了80后和90后两代新生代农民工，认为80后是有着“浪漫革命”的婚恋变革的第一代，而90后则处于更注重“婚恋技术主义”的“后自由恋爱时代”。但他们也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处于充满变化的婚恋转型中。这种转型大概何时会趋于成熟？

    宋丽娜：婚恋转型的内在逻辑线索有两条，一条是明线，以“感情”为中心重新组织起婚恋的实践方式；另一条是暗线，以“体验”为核心形成婚恋秩序，一方面完成婚恋模式对于周边社会情境的功能调适，另一方面形成对于婚恋实践的合法性论证与伦理建构。

    目前来看，在婚恋中“以感情为中心”已建立起合法性基础，而以“体验为基础”的婚恋秩序却难以有效达成。这是因为它要与既有的婚姻制度相互匹配，也要重构婚恋关系的合法性和为婚恋伦理论证；且内涵的变化还要与外在形式相互适应。只有婚恋中以感情为重的内涵能够匹配恰当的婚姻制度，并且能够在社会层面上自我论证、与其他社会制度相互嵌套时，婚恋转型才能真正完成。

    记者：要真正保障婚恋自由、防范婚恋风险，并不能单纯寄望于农村青年个体的理性选择和婚恋技术，还要依托传统家庭伦理和现代国家政策制度所形成的保护性结构。在保护新生代农民婚恋自由和防范婚恋风险方面，未来有哪些需要重视的地方？

    宋丽娜：婚恋属于私人领域，在西方社会暗含着“隐私”的性质。但在我国传统社会，婚恋却不仅是个人的事情，也是两个家庭、甚至两个村庄的事情；嵌入在村庄的婚姻制度和文化伦理对于个体的婚恋起着重要的保护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流动情境，一方面打破了婚与恋之间的统一，另一方面也使得以村庄为基本的乡土性加速衰败，打破了婚恋建构的社会文化基础。如此便呈现为，婚恋虽然自由了，但确是一种“无根”的自由。因而，我觉得一方面应肯定以感情为中心的现代婚恋文化，另一方面也应有意识地建构一些有利于现代婚恋文化发育的社会机制和政策倡导，以尽快适应新型婚恋秩序的塑造。

    比如，在宏观层面加大对高额彩礼、婚恋乱象的治理，进行文化宣传和移风易俗活动；在中观层面，建构基于地方社会基础的婚姻市场机制，形成健康文明的婚配规则和在地化的、专业化的婚恋问题解决机制，将年轻人的婚恋问题解决在当地；在微观层面，引导形成男女平等、独立自主、尊重接纳基础之上的现代婚恋关系，配套以健康科学的抚育体系和边界明确、健康友爱的现代家庭关系，以此为基础来重构现代化的婚姻家庭伦理。

    要防范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婚恋风险，必须要调动地方社会对于个体婚恋问题参与的主动性，并且重建婚恋问题的“公共性”，即在合理健康的规则基础之上，重构地方社会对于婚恋问题的话语权，让公共性成为规范婚恋行为的重要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