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飞洋

    2021年10月14日，在第三十三届意大利都灵书展上，尼日利亚女作家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契在致辞中表示，在后疫情时代，她担心自己批判性思维的丧失和同情心的死亡。作为一名作家，她认为文学激发了人类的同情心和彼此之间联系，特别是对于性别、环境、种族等问题。

    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契于上世纪70年代出生于尼日利亚一个伊博族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这使她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了她独立自强的精神，使得她从小热爱阅读与写作。她曾在美国东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接受教育。她对尼日利亚乃至整个非洲现状的思考，促使她写出了许多思想深邃的作品。她的处女作《紫木槿》一经出版就广受好评，获得了2004年的橘子文学奖、2005年英联邦图书奖。

    她的作品关注性别差异、非洲话语、政治腐败等问题。作为一位出生在非洲而后旅居西方的黑人女性小说家，她对女性所遭到的种种不公有着更加全面而多元的认识。她本人也长期致力于推动两性性别平等事业，经常就性别政治、女性发展、儿童教育等话题发表意见，她富有创造性的言论与见解，使她成了现代女性主义的代言人之一。

    以细微笔法展现女性意识

    从第一部作品《紫木槿》开始，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不公平对待就是阿迪契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紫木槿》讲述的是一位女孩自我发现与自我转变的过程。女主人公在强大的父权压力下过着近乎囚徒的生活，人性被父亲狂热的宗教欲望与独裁教育所压抑。阿迪契用细微的笔法展现了女主人公心理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女主角自我意识的觉醒。

    《半轮黄日》则把性别问题放到尼日利亚内战与比亚夫拉惨案的大背景下来探讨，充分暴露了女性在社会上所遭遇的种种隐微的或公然的歧视，并且从人性的高度呼唤性别平等。虽然性别问题不是小说的主题，但是女性的悲惨处境却在该书宏大的叙述下显得更加震撼人心。

    阿迪契曾在媒体采访中表示，自己的文学创作是在挑战文学中存在的一种“单一叙事”的偏见。阿迪契发现似乎身份认同式的写作，仅仅存在于黑人、移民、女性、社会底层等等容易被贴上特殊标签的人群，然而身份认同本身是每个人的必需品。“单一叙事”的危险在于它是被权力所控制的，这是阿迪契对这一问题最根本原因的认识。这样的手法完全可以为特殊利益群体所用，造成人们的偏见与隔阂，损害文学的普世性。比如，一位美国白人男性作家所写的文学作品永远不会被贴上有关性别、种族的标签，然而黑人女性作家，却要靠类似的宣传标签获得作品销量。“单一叙事”无处不在，因此人们会认为“女性想要成为特殊利益群体”“黑人永远需要身份认同”“非洲只有疾病与贫穷”等等。这些刻板印象阻碍了文学作品中那些全人类共有的、超越一切差异化的美好情感的传播。阿迪契是“单一叙事”的受害者，但是她却用自己的作品打破了特殊叙事对自己的限定。她在文学上的成功本身就是女性发展的一个极好的范例。

    女性主义行动与作品相呼应

    令阿迪契的声誉走出文学圈，走向整个社会的重要事件是她于2012年在TED演讲大会上发表的演讲。该系列演讲于2014年结集成册出版。一时间，阿迪契成为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歌星碧昂斯在歌曲中直接引用她的演讲原声，她的话被印在各式各样的服装上面。在演讲中，阿迪契列举了发生在现代社会的令人悲伤的案例。谈及女性经济独立时，她讲到，一次她和一位男士一同乘车，她给了司机一些小费，司机却向那位男士表示感谢。这件小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阿迪契以此批判美国社会观念中持久存在的对女性在经济方面的歧视，“人们认为一个女人的钱一定是从一个男人那来的”。谈及性别政治时，她引用了一句名言“女性的领导力随着级别的升高而逐渐较少”。

    阿迪契呼吁人们改变对儿童的教育方式。她措辞严厉地批评了大多数家庭教育传达给女孩的关于羞耻、顺从、忍让的概念，而这些观念没有同等地出现在对男孩的教育中。与之对应的是人们会关注到女性的一言一行、穿着，乃至坐姿，却不会相应的关注男性。人们会对女孩的婚前性行为做出严格要求，却不会把同样的要求加给男孩，然而讽刺的是，婚前性行为要两个人才能发生。她出版了《亲爱的安吉维拉》一书，开启了关于“当下的女性应该如何定义并塑造真实的自我”的广泛的社会讨论。阿迪契坦承自己在生活中就是按照女性主义者的方式生活的，她与丈夫平分家务，也像她所宣称的那样教育后人。

    2015年《时代》杂志将她选入“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人”。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豪萨语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