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尽藏

    尽管前后创作时间跨度长达十五年，徐则臣的短篇小说集《青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10月版）中的《西夏》《居延》及同名短篇《青城》却有着一脉相承的创作思路——用西夏、居延、青城三个地名命名书中的三位女主人公，显露出作者在人与城市地理之间建立深层次互动联系的意图。借由这三篇小说，我们既能看到作者一以贯之关注现实的品格，又能看到其对女性的认识和把握显见地得到深化拓展，从而塑造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肖像。

    遥望那城与人

    作为一名长期居住、工作在北京的小说家兼文学编辑，徐则臣自然而然地将其目光落到这片被称为“祖国的心脏”的土地上，在他的作品中不断搭建构筑起一个广义上的“北京”地理空间。在这座超级大都市面前，人们或留，或走，一切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城市化狂飙突进的年代，人与社会之间常常构成既密切又紧张的关系。透过这层纷繁复杂的现实表象，徐则臣精准地把握住了大时代中人的生存状态。

    走还是留，是否要继续在城市里扎根生活，这种四处弥漫的焦虑感困扰着小说中的角色。在《西夏》中，主人公王一丁囿居于狭小的出租房里，身为书店合伙人的他要为书店生意和个人生计发愁；在《居延》里，这种生存的焦虑感在居延初来北京举目无亲和房地产销售员工唐妥失业后显露真身；《青城》中，“我”和公司副总老柯在成都创办子报的成败，则事关能否继续留在这里。

    这三篇小说，都将目光对准了“租房党”。房屋属于不动产，是在城市里努力打拼、兢兢业业的人们所希冀获得的一张证明。有了房子才会有真正的底气，而租房的生活显然对应着它的反面，也暗合着主人公漂泊不定的精神生活。这样看来，城市拥有着两张截然不同又似乎完全自洽的面孔：一面是，机会广阔大有可为的，它微笑着不断招徕正摩拳擦掌、意图施展雄心壮志的人们；另一面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巨大的生存压力让一些人知难而退，而这座城市到头来好像连他们曾经来过的痕迹也未留下半点。

    正是在这种压力不断躁动难挨的时刻，三位女主人公西夏、居延、青城宛若天使降临般地出现了。尽管她们被塑造成传统典型意义上富有母性的女性，却并非是男性物化视角所凝结的产物，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体享有自主性，展示出精明强干的性格特征，为不具有归属感的男性主人公生活带来了一丝久违的光芒与希望，为生活找到了切实的意义。在二者间的互动表达中，他们精神世界的“缺失”部分借由彼此的助益而得到了填补。

    两颗孤独心灵的爱情

    《西夏》《居延》《青城》这三篇小说，无一例外是围绕着经典的两男一女的角色展开叙事。但有别于那种狗血廉价的戏码，作者选择让三人中的某一男性成为隐身的存在，造成“空白”，这一做法，一方面正好让女主人公接下来的情感发展留有罅隙，另一方面则是持续停留在小说“画外空间”的角色，为小说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叙事动力。具体到《西夏》中，是西夏在派出所被认领时留下请求托付的神秘字条的无名人士；在《居延》里，是居延远赴北京疯狂寻找失踪的胡方域；哪怕是在《青城》里不时现身的老铁，也是一具终日咳嗽的病体。

    与让某一男性隐身做法一并的，还有对女主人公“前史”的抽空。读者对她们的过去知之甚少，以至于在《西夏》里，西夏的初始境况乃是一个从天而降、身世无从知晓的哑女。这种戏剧化的情节让男女主人公不断历经分离又找寻团聚的过程，有刻苦的疼痛，但更多的是两心相映的温暖。彼此磨合之下，繁华喧嚣都市里两颗长久孤独的心灵终于走到了一起。

    于我而言，徐则臣是写“不可能的可能”的个中高手，那些被刻意留出的空白或巨大的戏剧性，并非必然却是必须。在缭乱驳杂、泥沙俱下的现实里，人物的情感纯度和强度大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以至于足够使我们相信一对未曾相识的陌生男女之间的爱情。徐则臣对笔下的角色怀有悲悯关怀的目光，对生活细节描摹的注重，对角色心理的细致刻画，让小说和其中的主人公深具感染力。

    如此，我们也便理解了每篇小说那“悬置”的结尾。朗西埃在分析《红与黑》结局时曾说：“小说流行起来的时候，它经常露出相反一面；它写到了让人无欲的幸福，还有人悬置其中一刻，这时人只感到他完整的存在，让他既不为过去而痛苦，也不为将来而忧心算计。”故事行至不得不完结之处，它决计要用外在的强力事件为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做一次盖章认证，周遭芜杂俱化为乌有，角色之间的情感联系虽尚未知晓全貌走向，但眉目明朗，小说意境至此达到了可堪玩味的隽永地步。

    《青城》描绘爱情参差多样的形态，更是关于女性如何认识自我、重塑自我的旅程。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徐则臣对女性心理有独到的认识和把握：破除性别带来的桎梏，以在场的态度书写她们的情感困惑，写她们如何就磨难现实实现精神性的超越，这样的书写已尤为精准地刻画出了女性主体意识的丰富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