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婷

    7月5日上午，杜芹与丈夫一起，来到深圳市深圳公证处办事大厅，在公证人员的指引下，签署了“生前预嘱”声明书，成为深圳“生前预嘱”首位办理人。

    “之前家里有老人病危的时候，我们按惯性做了一些抢救措施，但是最后只延长了几天生命，老人也很痛苦。我觉得这些痛苦，是没有必要去承受的。”在杜芹看来，“生前预嘱”体现了一个人对待生命和死亡的态度，在自己很理性，也有决策力的当下，签署“生前预嘱”声明书表明自己的态度，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

    6月23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其中，第七十八条在“临终决定权”上做出了突破，如果病人立了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最后时光。深圳市也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

    对于“生前预嘱”在深圳进行的制度性探索，大多数人表示了支持，但也有部分网友对其有效期、是否为立嘱人真实意愿的表达，以及如何避免被恶意利用等问题提出了疑问或担忧。

    谁说了算：尊重患者 也尊重医生

    “生前预嘱”相关条例发布后，深圳公证处业务指导与研发部副部长胡晓晖发现，前来咨询的市民明显增多。但大多来到现场了解以后，又决定回去重新考虑。“他们会有一些顾虑，比如，假如儿女坚决反对，医生是听我儿女的，还是听我‘生前预嘱’的？另外，我做了这个东西，医生会不会对我放弃治疗？”

    对于前者，胡晓晖解答：“‘生前预嘱’的条例要到明年1月1日正式实施。目前，医生是否采取一些维持生命的医疗措施全听患者家属的要求。如果患者家属不同意，医生即便知道‘生前预嘱’的存在，也没有任何立场执行，因为面临很大的执业风险。但医疗条例颁布以后，医生将有权按照‘生前预嘱’执行患者的意愿。这为医生执行‘生前预嘱’提供了法律依据，也降低了医生的法律风险，从而极大提升了‘生前预嘱’的可执行性。”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只有《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第七十八条里提到的，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三种情况下，医生才会听从患者“生前预嘱”的内容。另外的情况，医生仍然会竭尽全力救助病患。而这三种情况的评判，也只能由医生做出专业判断。所以，签署了“生前预嘱”，并不同等于放弃治疗，更不等同于安乐死。胡晓晖提醒：“‘生前预嘱声明’与普通市民朴素理解的放弃医疗声明有很大的偏差，需要进行普法宣传，厘清概念。”

    杜芹是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家事律师。她注意到，《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用了尊重这个词。她认为，这既指医生要尊重当事人“生前预嘱”的内容，也隐含着整个社会，特别是立了“生前预嘱”的人，要尊重医疗机构、医生以及他的专业能力，要信赖医生对于患者病情的判断。“只要医生是善意的，是在医生认知水平范围之内，经验之内做出的正常判断，就应该以他的判断内容为准，并且不应该被追究什么法律责任。否则，‘生前预嘱’的执行会遇到阻碍。”

    由谁执行：搭建信息共享和传递平台

    杜芹在签署“生前预嘱”声明书后，扫描了声明书的内容，发给了自己的所有家人。“除了我先生外，我的其他家人可能并不知道我做了‘生前预嘱’。举一个极端案例，万一出现特殊情况，只有我姐姐在身边，她如果不知道我有这份‘生前预嘱’，那就没有办法按照上面的内容来做。”

    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那便是“生前预嘱”还没有专门的公示或信息传递通道。据胡晓晖介绍，签署“生前预嘱”后，公证人员会建议当事人有一个受托人，能够在关键时刻，帮他向医生出示这份“生前预嘱”。“我们会建议他同时可以考虑做一个意定监护。但这个是当事人的自由，他如果觉得自己有非常信任的人，这个东西交给他，他可以帮我执行，不需要他去做额外的事情，也是可以的。”

    杜芹和公证员最初沟通时，对方希望她按照“《意定监护协议》+生前预嘱声明书”的方式来做。但因为她有明确的、不大可能发生意见分歧的法定监护人，所以与公证员商讨后，杜芹便确定自己不需要做《意定监护协议》。

    杜芹介绍，意定监护是指，一个人可能会有好几个监护人，除第一顺序监护人——配偶外，还有父母和成年子女，假如这些监护人在医疗方案的治疗或者监护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当事人可以在几个法定监护人当中指定一个最了解自己、最能按照自己意愿去做的人，来作为自己唯一的监护人。

    那么，没有监护人的孤寡老人，或者病危时，身旁没有亲人的孤寡老人，该由谁帮忙出示“生前预嘱声明书”？从去年开始，深圳公证处与深圳卫健委、深圳医师协会，以及深圳“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等，便希望能搭建一个“生前预嘱”公证的登记公示平台，跟有关部门进行数据共享，让医生能够及时高效获取到患者是否订立了“生前预嘱”公证的信息，帮助他们做出医疗方案的预判。

    杜芹对此也表示了赞同：“应该有一个系统，让当事人设立的‘生前预嘱’可以直达医生。如果医生能够直接查询到，那么不管监护人知不知道，‘生前预嘱’都可以起到作用。”

    细节完善：直面问题 解决问题

    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主任谭芳律师曾经遇到一个再婚家庭的纠纷。父亲去世时，只有继母在身边。子女从国外回来后，到医院调取了父亲的一些就医情况，发现在用某一药品时，继母选择了A公司的药，而没有用B公司的，孩子们想要控告继母没有尽到相应的职责。

    “用哪个公司的药是一个很小的问题，还没有涉及放弃治疗，就产生了这样的冲突，未来可能涉及更多问题，甚至引发一些不必要的法律纠纷。所以我们的立法必须要有一个指引性，让当事人知道可以依据什么样的法律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谭芳说。

    杜芹也认为，“生前预嘱”的入法，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但现有的法律条例仍需要更细致的解释和更清晰的界定。

    如医疗条例提到的三种情况，当事人在做“生前预嘱”的时候，可能需要有医生专业背景的人讲解具体指什么，以便让他们更充分地理解。“看上去是三个医疗方案的选择，但是具体包括什么内容，什么细节，还需要深入讨论。条例写得越细致，就可以让医生更容易去执行。”

    而有关“生前预嘱”的有效期和撤销问题，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有人认为，申请“生前预嘱”可以按照法律规定来，但是撤销的时候，只需要在医院口头告诉医生就可以。如此，这种撤销能否起到作用？

    杜芹认为，相关条款没有说如何撤销的问题，所以“生前预嘱”的登记系统，未来可能会通过程序上的一些改进，解决这个问题。“从法律上讲，放弃或者撤回，相当于重新做了一个‘生前预嘱’，应当按照法定形式去履行。既然我们设立‘生前预嘱’要求这么严格，那么撤回也应该是同样的程序。”

    胡晓晖表示，一个法律文件的有效和生效，是不同的概念。“生前预嘱”声明书签署之后，可能过了几十年，到了生命的末期，才会生效。而这期间，“生前预嘱”一直有效，如果本人想法发生改变，可以到公证处撤回，做一个声明，并将之前签订的声明返还。撤销没有次数限制，极大尊重个体的自由意识。

    “‘生前预嘱’从立法到具体落地的中间，还有很多实施细则要做，而且可能会需要相关医疗专业人士一起去研讨。未来这个路会比较长，但是不能因为它难，就不去进行。”在谭芳看来，我们的法律应该有这样的前瞻性，根据时代发展来处理这方面的矛盾和冲突。“这次深圳将‘生前预嘱’入法是一个非常好的成果，也是立法非常好的探索，需要我们全社会都来关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