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报
2022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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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

第6版: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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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公公的四次见面

    写在前面

    这是我在公公14周年忌日写的祭文,倾注了我对他的所有的情感,包括感恩和不舍。当我翻出旧文,公公的音容笑貌就浮现眼前。我想告诉他,20年过去了,我们不曾忘记过您,您身上的红色基因一直激励着我们,您勤勉尽责的品格也一直在鞭策着我们,使我们对于学习、工作和生活不敢有丝毫懈怠。去年,我们家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最美家庭”,我们都认为这是您的精神在我们家得以延续和传承的最好体现。

    ■ 樊晓霞

    到公公去世,我和他只见过四次面,加起来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第一次见面,是1998年他得知我俩谈恋爱,就和婆婆从陕西坐火车来看我。他穿一身蓝色的布衣,戴一顶蓝色的布帽,总是乐呵呵的,亲切而慈爱。他喜欢听先生和我聊天,听到我俩互相揶揄打趣,便开心地笑。他们来的那几天正赶上中秋节,中秋夜我们一起包饺子,我负责擀皮,公公说:“晓霞擀皮正经不赖呢。”他们待了一个星期就回去了,临走前公公给先生留下一句话:“这女娃是跑不了了。”

    第二次见面,是1999年我和先生结婚。因为多年前先生和公公有言在先,娶媳妇不用他操办,所以结婚那天一家人只是在一起吃了顿团圆饭,没有大红的喜字,没有响亮的爆竹声,也没有宴席和宾朋。后来先生和我讲,父亲不止一次在他面前说:“就这么把晓霞娶进家,委屈娃了。”

    第三次见面,是2000年儿子快4个月大的时候,公公带着婆婆来北京看我们,那时我们借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儿子白白胖胖正是可爱的时候,公公自然是喜欢,看着孙子哭他也乐,看着孙子笑他更乐。他依旧喜欢听我和先生聊天,我俩一斗嘴,他就呵呵乐。那次他们住了一个星期就回去了,临走前公公又给先生留下一句话:“咱家在北京有根儿了,等你们在这儿有了自己的房子,我还来。”

    第四次见面,则是他离开人世的前夜。2002年6月2日,我们接到大哥电话,说公公病危了,我们买了当天的火车票就往老家赶,回到家已是3日傍晚。公公躺在床上,我和先生喊他,他应了一声,声音很弱,我让儿子到他跟前去喊爷爷,儿子不肯去,我往前推儿子,儿子竟哭起来,这时我听到公公轻声说:“我不行了,别让娃过来了。”后来先生告诉我,当时父亲扭过头去,眼里流出一滴眼泪。第二天凌晨公公走了。哥哥姐姐说,公公已经数日水米不进,但一直不让通知我们,怕耽误我们工作,直到觉得自己实在不行了才吩咐大哥给我们打电话。

    操办丧事的那几天,我待在灵堂里陪伴公公,回忆和他在一起相处的短暂时光,看着他躺在透明的玻璃冰棺里,表情也和平时睡着了一样,非常安详。办完丧事,我们要回北京前夕,婆婆把先生和我叫到跟前,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有一摞零零整整的钱。婆婆说:“这是你父亲留下来的,他去世前就剩这么点钱了,一直不让花,连看病吃药都不让动用,说等你们在北京买房的时候,能贴补一点。”

    我与公公虽然就见过这四次面,但我感觉我和他的感情很深。他去世后,每每和先生说起他,每每一个人的时候忆起他,我没有一次不动容。每次回老家看婆婆,我都会和先生去他的坟头给他上坟,给他讲我们一家三口的事,也慨叹他终究没有等到我们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没能再来北京。

    公公是陕西渭南地区一片贫瘠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养育了6个子女,一生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和精神的负累。他和其他农民一样,为了养家糊口一辈子辛苦地在田地里劳作,他也和其他农民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除了脚下这片土地,他还见识过外面的天空。除了大女儿因为当时条件所限没有上过学外,公公让其他5个孩子都上学,这对一个普通农民来说,负担实在是太重了,所以他的日子过得比其他农民更窘迫,他的负累比其他农民更沉重。

    先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供他读大学的时候,公公已经60岁了,好不容易盼到他要大学毕业了,他又提出读研究生。这次公公找他谈了一次话,大意是,你要读研究生,我就继续努力供你读完,但你将来娶媳妇,我怕是没有能力帮你操办了。先生已打定主意,就说您供我上学吧。就这样,公公又苦熬了三年,终于供先生读完了研究生。

    先生说,父亲的一生过得太辛苦,先是一家老小要吃要喝要穿,孩子们要上学,后来女儿要出嫁儿子要娶媳妇,父亲肩上的担子一直卸不下来。先生在外读书时,偶尔也能收到父亲写的信,但一封信总要写好久,因为一般都是下雨天不能下地劳动时,他才会拿出信纸来写一段,这样断断续续,经常是先生已经放假回家了,信还没写完。

    公公最打动我的,当然是他的人格和品性。他1951年参军,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并入党,为保家卫国出生入死,在部队两次荣立三等功。抗美援朝结束后,他为了照顾家里的弟弟妹妹,没有接受政府安排,又回到农村务农,之后帮弟弟妹妹一个个成家,自己的婚事却一再被耽搁。

    那一年,婆婆老家遭灾,婆婆带着一双儿女从河南来到陕西,经人介绍和公公成了家,后来又有了二姐、二哥、三哥和先生。因为大姐和大哥一直把公公叫“伯”(方言读bāi,伯伯的意思),弟弟妹妹们也就跟着这么叫,其实在当地,叫父亲应该叫“大”(方言读dá)。公公去世后,孩子们跪在地上哭他时都改口叫他“大”,可他已经听不到了。

    这些年,我时时感到我们这个小家正是得着他德性的荫庇、受着他坚毅隐忍性格的激励,才一步步走到今天。现在,我们家开辟出一间书斋,命名为“旭耕堂”,“堂”字取自他的名字,“旭耕”二字也是为了感念他一生日出而作的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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