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月 苏琦 潘锦涵

    本研究通过统计分析147件人民法院审结的涉及职场性骚扰的民事诉讼案件，发现在我国当前发生的职场性骚扰中，妇女指控男性实施职场性骚扰的占九成多；逾四成案件是上司或上级涉嫌骚扰下属或下级；肢体行为占性骚扰近五成。但是，只有不足三成职场性骚扰指控获得法院确认，其中，职场性骚扰取证难、举证难是重要原因；受害人救济不充分问题也比较突出。为减少和消除职场性骚扰，法律应明确采取“零容忍”立场，采取预防为主，教育、矫治和惩处相结合，增加干预措施和强度。作者建议利用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契机，立法界定性骚扰的概念，以促进性骚扰的统一认定；明确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主体责任，建立单位反性骚扰的机制；规定干预措施、程序规则、处罚规则和救济程序。在司法中，明晰各方的证明责任，适当降低职场性骚扰指控者的举证责任负担；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和赔偿水平，从而公平保护各方利益主体的权益。

    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