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翔宇 彭雨宸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娜拉”们走出家庭，来到校园，走向社会，知识女性与劳动妇女经历的顿挫与困厄，演绎着近代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女子月刊》主编黄心勉以牺牲母职为代价，为追求人生事业而英年早逝。南京国民政府上海教育厅工作者绿萍为平衡家事与职业的关系，一方面聘请乳娘照料孩子，另一方面其女性亲属及丈夫也共同参与育儿，使她脱离了琐碎家务的羁绊，从而实现了女性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合一，并探索出建构民国时期家庭福利的经验模式。女作家苏青敏感地意识到男性话语权的隐形控制，为冲破女性角色之于社会角色的藩篱与桎梏，她在表达母性书写的同时，通过争取经济自主权确立了女性主体性身份。至于广大普通女工，则因工作时间长、工资薪酬少等因素，挣扎在生存的温饱线上，无暇顾及儿童的科学教养问题。本文作者认为，母亲角色与女性角色分离后的重构，既需要发挥女性本人的主观能动意识，也离不开客观条件即女性福利与社会保障事业的支持。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刘天红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