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元箓

    据央广网消息，安徽省阜阳农村的压岁钱已涨至最低200元，民众感叹压岁钱快要“压”垮农村老人了。当地政府回应，将引导农村群众树立关于压岁钱的正确观念，把压岁钱的合理发放纳入村规民约。

    压岁钱水涨船高，常被归咎于攀比心理。攀比心理作用于人群，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央广网消息中另透露，同样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福建省莆田的压岁钱高达12000元，而广东只有50元。显然，导致两地压岁钱行情如此悬殊的原因，并非收入水平、亲朋关系，而是两地对于“压岁文化”的理解。广东人的“派利是”，始终秉承只讲“意头”、不比金钱的文化解读，故“五元十元、一元两元，多少随意，心到即可”。

    事实上，在金钱和祝福之间画等号，需要一个足够的逻辑支撑。以民俗学的视角看，由“压祟”到“压岁”，并施加金钱的参与，无非是因循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想象，把金钱的作用无限放大了——它既是财富的象征，也是驱魔行运的象征。

    显然，这种诞生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逻辑，在今天是荒诞的。儿童的健康幸福，不可能通过压岁钱的送达实现。长辈对晚辈的祝福，也不可能凭借一个红包得以兑现。亲情的物化可能导致对亲情的伤害，就像水涨船高的压岁钱对阜阳农村老人的“压”垮之势。来自压岁钱的破坏力，已经令他们将过年的亲情团聚视为畏途。而不能追涨压岁钱，又会被亲人另眼相待，甚至遭受族群的排挤。这也是人们臣服于“压岁文化”的根本原因。

    移风易俗，树立新风，始终是文化进程中破和立的一体两面。而破和立的过程，又有其技术性的规律可循。比如欲对“压岁文化”破旧立新，与派送和接受红包直接关联的爷孙两辈就不是宣教的重点，两者之间的中青年群体才是关键。

    在有志于“引导农村群众树立关于压岁钱的正确观念”的地区，由衷希望当地政府做出务实并具有借鉴价值的尝试，让压岁钱水涨船高的重灾区，变成移风易俗的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