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婷

    近年来，女性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引起广泛关注。女性进入初婚是人口再生产的前置条件，女性晚婚和不婚将加剧婚姻市场失衡，进而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动，给婚姻和家庭制度带来深远影响。

    分析七普数据发现，2010年以来中国女性初婚进度变化包括：初婚年龄进一步推迟，城市女性在初婚峰值年龄之后初婚率下降更快。

    在普婚的中国社会，结婚的社会压力起到很大的作用，“适婚年龄”“最佳生育年龄”等制度化的社会时间结构和个体生命历程，成为女性尽早进入婚姻的社会压力。目前，35～50岁女性未婚率仍处于较低水平。然而，更为年轻队列的初婚进度模式发生改变，终身未婚比例和期望初婚年龄的上升将持续：前者会直接带来生育水平、家庭结构、男性终身未婚比例等重要人口指标大幅变动，后者会导致女性婚内生育能力下降与平均世代间隔延长，进一步影响生育水平和内在增长率。

    中国女性初婚进度受到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生育率下降使家庭中成年子女数不断减少，这类激励不断减弱。家庭规模小型化，亲属关系弱化，减轻了未婚女性来自亲属和同伴的结婚压力，也削弱了亲属张罗和介绍婚配对象的作用。

    相比家庭制度的明显变化，传统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很大程度上仍在延续。独生子女政策，房地产发展使住房条件持续改善，使夫妇式家庭得以确立。夫妇式家庭需要夫妻间的平等协作，夫妻间的关系越发重要。然而，现实中“女主内”的传统夫妻分工改变不大，生育和其他家庭职责大部分由妻子承担，夫妻间责任和义务的不对等降低了婚姻对女性的吸引力。其中，乡镇性别观念和家庭分工更为传统，托幼、养老、家政等社会服务相对不足，女性婚后承担的家务更重，可能是近年乡镇女性初婚变动快于城市的原因。

    家庭结构和家庭制度变迁的趋势短时间内难以扭转，相比之下，家庭政策和夫妻分工更具有可变性。当前家庭政策主要关注减轻生育和养育负担，但家庭的作用不仅在于育儿，组建新家庭是个体成长和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其保障和慰藉功能很难被取代。建议未来家庭政策应延伸扩展至整个家庭生命周期，兼顾多元化的婚姻家庭形态。在夫妻分工方面，婚配中两性相互牵制，当前适婚年龄人口性别比高企，女性晚婚和不婚均会加大对男性的婚姻挤压，可因势利导弘扬平等的性别观念，推动家庭性别分工平等化，同时保护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减轻女性进入婚姻的阻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