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芸卿

    育儿焦虑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当妈难”背后的社会结构核心问题是：社会变迁进程中，抚育责任在国家、市场、社会、家庭之间，被不断地重新界定与组合，进而限定到母亲身上，并被层层加码。

    在“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使中国产生了庞大的工作母亲群体。转型之后，单位制解体，公共托幼体系瓦解，“工作母亲”面临着市场化对其双重身份提出的挑战，必须成为符合现代性标准的全知全能的“教育妈妈”。

    除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全方位建构外，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母职的精细化程度还围绕着儿童成长的诸多环节被纵向展开，尤其体现于教育领域。“教育拼妈”和“父亲缺席”并存。城市家庭中的母亲角色突破了私领域内照料子女的传统内涵，母亲教育职责陡增为一种“经纪人化”的新特征。从这个意义上，当今的合格母亲，需要拥有一种在“公”与“私”之间自由穿梭的能力，对母职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近年来，女性在个体化进程中“为自己而活”的理念被广泛接受，女性对自我形象与个人发展产生相当的需求和期待。但女性对个体自主的追求，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同样极易陷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泥潭，在没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有可能造成对女性更强的压迫，并对亲子关系的实质产生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