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小英

    2023年初，与人口和生育相关的两则新闻先后冲上热搜榜。一则新闻是国家统计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2022年中国人口总数比上一年下降85万的消息，这意味着中国从此进入了人口负增长阶段。另一则新闻是1月30日四川省卫健委发布的有关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的最新规定，取消了以往登记对象要求提供结婚证明的限制条件。这两则新闻引发的轰动和热议，表明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已经跳出单纯由政府与专家独揽话语权的时代，进入寻常百姓用身体和意识投票的时代。人口治理也从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管控模式，回归到民众个人及其家庭共同参与并与政策相互博弈而做出选择的模式。本文无意加入这场无解的争论，只想理性地探讨，在如今不管你愿不愿意、担不担心，人口负增长已经实实在在到来的背景下，作为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或者研究者该如何顺应这个时代做出各自的调整和反思；同时也想讨论在生育制约与支持的问题上，是否可能存在制度无法跨越的边界以及文化自身蕴含的弹性，因而所谓“生育友好”可能存在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多重解读。仅仅拘泥于生育本身来谈论生育，这样的思路可能早就过时了。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