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元箓

    近日，新加坡通过了赡养父母法案修正案。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修正，强调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把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与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从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关系上进行了认定。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儒家文化圈孝道传统的一次辨析式解读，为赡养权利提供了更广的外延，和更清晰的逻辑背景。

    该修正案明确提出，应“确认申请赡养的父母此前没有虐待、忽视或弃养孩子；防止父母提出无理或轻率的申请；在子女履行赡养义务前，须由法庭强制父母接受财务或戒赌、戒毒辅导”等。这些内容都意味着，一旦父母和子女走上法庭，双方对权利的追讨，必须以对义务的履行为考量前提。换句话说，义务未尽，则权利就会大打折扣。

    这一对等原则，从立法角度看，符合法律的公平精神。从单向的保护无助老人，加入双向的顾及子女权益，显然更平衡也更客观。

    儒家文化对孝道的传统叙事，建立在等级和次序的概念上。所以，它更多是以道德的面目，行使着社会教化的功能。而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更强调权利的普遍性，和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和平衡。映射在现实中，就是既有对孝道文化的道德继承和大力弘扬，又有像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关乎父母义务和子女权利的立法出台。传统的道德教化，与现代的法律关切，将赡养和抚养这一对权利义务关系，合力构成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的一体两面。这是实现社会秩序化和收获生活幸福感的一项关键的制度设计。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孝道文化将以越来越多样的形态呈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站在中华五千年悠久历史的高度看，老龄化对于规范人伦秩序、促进家庭和睦、明晰亲情义务，既提出了问题，也提供了契机。具体到家庭关系中，对于赡养权利和抚养义务的平衡认识，仅仅是对孝道这一古老文明话题的丰富之一。而由此引起更多人对养老话题的关注和思考，则是其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