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艰难的岁月，母亲的苦难，如屋前那棵苦楝树上的叶片，密密匝匝。

    ■ 丁东

    “打我有记忆起，妈妈就是中年妇女的样子。所以我总忘记，妈妈曾经也是个花季少女。”透过影片中的金句，一番穿越，母亲当年忙碌而瘦小的身影，异常清晰地凸现在我的眼前，让我情不自禁地轻唤一声：“你好，陆惠芬！”

    要说母亲陆惠芬的经历，还真不简单。她出生于长江下游北岸一商贩人家，从小在城里长大。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三个妹妹。因家庭条件受限，兄妹五人除哥哥读了大学、小妹读完初中外，其余姊妹都未上过学，靠扫盲班识了几个字。母亲18岁那年，应招进了邮政局上班。上班没几年，遭遇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因城里粮食紧张，便到她嫁在江南农村的姑妈家寄住。我爷爷、奶奶见母亲长相秀气、性格文静，觉得与我英俊的父亲是天生的一对，便上了心思。母亲的姑妈经不住我爷爷、奶奶的反复央求，带我父亲去外公家提亲。不承想，我父亲以他的朴实和勤快，换来了外公、外婆的默许，成就了一段异地姻缘。

    当年，生活相当困难。爷爷、奶奶请长辈们到家里吃顿饭，算是为我父母举办了婚礼。父母婚后第二年的春天，母亲原先上班的邮政局托人捎话，通知复工。而此时，母亲生了我姐姐正在坐月子，没法回城上班。就此在农村扎下了根，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与其他农村妇女一样挣工分。

    之后，我和弟弟的相继降生，让生活负担更加沉重。别说衣着光鲜了，就连温饱都成了问题。面对如此窘境，要强、勤劳而又爱美的母亲，靠养猪养羊、养鸡养鸭，换回一家人的体面。为了让散乱堆放的被褥、衣物有个好的归宿，让家里显得整洁些，母亲伐倒长在屋后的四、五棵杨树，请木匠打制了一个三开门的衣柜；为住得安全、踏实些，母亲四处收集树枝、秸秆，上窑厂换回砖块，让原本的土坯墙成了砖墙。就这样，在艰苦生活的夹缝中换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六岁那年，父亲患了伤寒。在父亲患病的两年中，家庭的重担全都压在了母亲瘦弱的肩上。除背负父亲治病的债务外，母亲既要陪父亲住院、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又要挣工分、喂养猪羊和鸡鸭。据父亲回忆，那两年，母亲的体重仅有80多斤。在那不堪而艰难的岁月，母亲的苦难，如屋前那棵苦楝树上的叶片，密密匝匝。

    在子女的教育上，每一位成功的母亲都自有高招。我的母亲更不例外。记忆中，母亲对我们要求甚严，从不溺爱。用她的话说，“谁不爱自己的孩子，但爱只能放在心里，不能总挂在脸上”。打小时候起，我们姐弟仨每天放学后，每个星期天以及寒暑假，母亲都要给我们分派割猪草、搞卫生、洗衣服、做饭菜、喂鸡鸭、拣麦穗等家务活。有两年，为了多挣点工分，她把生产队加工柳条箱的任务领回家，让我们姐弟仨担负起了刮柳条皮的苦差事。所有活计，母亲自有她一套基于“质”“量”的奖勤罚懒的“考核标准”。视每个人的表现，决定谁有糖果、脆饼吃，谁能买小人书，谁有新书包用，谁有新衣服穿。这极力培养了我们的自理能力、进取精神和责任意识。

    对于子女的学习，母亲同样是位称职的家长。苦口婆心、榜样激励是她惯常运用的教育方式。她常挂嘴边的“不蒸馒头争口气”那句话，成了相伴我一生的座右铭。在母亲的鞭策与督促下，我们姐弟仨的学习成绩一向较好，屋内的墙上贴满了我们的“三好学生”奖状。后因家庭困难，姐姐、弟弟在分别读完初中、高中后即放弃学业，打工挣钱。只有我一人读完了大学。

    20世纪80年代初，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土地承包到户，乡镇企业兴起，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日趋好转。母亲落实了下放工人政策，每年领取一定的生活补贴。九年前，市里出台“农保转城保”的惠民好政策，我出资10万余元为父母买了“城保”，让他们每人每月享有2000多元的养老金，过上了收入稳定、衣食无忧的幸福晚年生活。

    历经沧桑，走过风雨。“你以为你已经很爱很爱妈妈了，但妈妈远比你想象中更爱更爱更爱你！”一部《你好，李焕英》，让我忍不住回头仔细端详年已八旬，一生为家庭、为子女付出的母亲陆惠芬，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感恩、挚爱和愧疚之意。“时间都去哪儿了？”“这还是当年的陆惠芬吗？”作为子女，我们该以怎样的孝心来回报、抚平母亲脸上那一道道被岁月犁深的皱纹？唯陪伴是最长情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