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人口质量稳步提升，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性别结构改善，人口流动集聚的趋势更加明显，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

    ● 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人口与资源环境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

    ● “全面两孩”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

    ●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富东燕

    “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5月11日上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一组组数字立刻刷屏。

    “10年来，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质量稳步提升，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人口结构调整变化，性别结构改善，年龄结构是‘两升一降’。人口流动集聚的趋势更加明显，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发布会上，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总结说，本次公布的普查成果全面翔实地反映了当前我国人口的基本情况及10年间人口的发展变化。

    “辩证看待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宁吉喆表示，10年间，我国人口的主要变化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反映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历程，也符合人口自身发展趋势和人口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同时，普查数据也反映出我国人口发展中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规模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总和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等。

    对于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宁吉喆认为要辩证看待。他分析说，一是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人口与资源环境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同时，人口增长放缓，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二是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继续存在。同时，劳动年龄人口逐年缓慢减少，经济结构和科技发展需要调整适应。

    三是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才红利新的优势将逐步显现。同时，大学生就业压力加大，产业转型升级步伐需要加快。

    四是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少儿人口比重上升既反映了调整生育政策的积极成效，又凸显了“一老一小”问题的重要性，需要优化生育政策，完善养育等人口服务体系。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较快，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老年人口的增加也会带来智慧、传承、发挥和需求拓展扩大。

    五是人口加快集聚，既反映了城镇化和经济集聚的趋势性变化，也对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人口总量会保持在14亿人以上”

    “七普”结果显示，近10年间，我国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上一个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对于这个现象，宁吉喆认为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持续下降，生育时间的推迟，以及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

    宁吉喆说，过去十年我国人口保持了继续增长态势，十年间人口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规模与前一个十年增加相比，略有下降，但基本持平。这主要缘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生育政策的调整、人口的预期寿命持续提高等因素。

    “从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看，未来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我国人口今后会达到峰值，但具体时间还有不确定性，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总量会保持在14亿人以上。”宁吉喆分析说，普查的结果还显示，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劳动力人口资源仍然充沛；我国人口平均年龄是38.8。“总的来看，依然年富力强。”

    “做好相应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

    自“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和出生人口数量备受关注。宁吉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全面两孩”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分别多出200多万人和100多万人。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的数量有所回落，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规模仍然不小。

    但宁吉喆表示，数据也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

    “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也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宁吉喆说，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也受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宁吉喆表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