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无论东西方文明，女性和植物之间的缘分都难以一言以蔽之。加拿大学者安·希黛儿的代表作《花神的女儿》是一本试图梳理18世纪60年代之后的百年间，欧洲女性与植物学之间互相牵绊的女性主义科技史著作。该书并非撰写植物研究的英雄史诗，而是关注到在历史的隐蔽角落中，女性对科学和自然知识的贡献。

    ■ 张馨予

    近年来，“森系”时尚潮流席卷全球。“森系”风格最开始源于日本，意为“穿着如同在森林中”，而今已经发展为一种生活态度，强调返璞归真、拥抱自然。崇尚该潮流的女性则被称为“森女”。继“森系”之后，“植物系女生”一词又悄然流行，最开始被用来形容那些个头矮小，只能呼吸别人的二氧化碳的女性，后来不断有人将一些特点加诸在“植物系女生”之上，包括恬静柔和、温柔善良等。这其中的逻辑实难分明，但无论从“森女”还是“植物系女孩”，都可以看出一种将女性与植物紧密纠缠的倾向。可以说，从古至今，无论东西方文明，女性和植物之间的缘分都难以一言以蔽之。致力于女性与性别史研究的加拿大学者安·希黛儿的代表作《花神的女儿》（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便是一本试图梳理18世纪60年代之后的百年间，欧洲女性与植物学之间互相牵绊的女性主义科技史著作。

    分类，丈量万物的尺度

    现代社会从何处开端？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建立对自然万物统一的分类标准和体系，应当是现代社会相当显著的特点。看似简单的分类法背后体现的是人们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对自然万物归类，便是用某种分类方法背后的观念来认识、丈量与评价自然万物。

    18世纪，卡尔·林奈基于花部的繁殖器官建立了植物人工分类系统，植物学因此得以迅速流行。但其分类方法能被普罗大众广泛接受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贴合了当时的性别政治正确。安·希黛儿评价林奈，“对植物性关系的描述充满想象，大肆渲染18世纪的性政治。”林奈对植物王国进行了人格化描述，将植物比作新郎、新娘。由此，植物的繁殖系统也可以与人直接进行比较。

    林奈的植物分类及命名法十分贴合传统性别观念，将代表男性器官的雄蕊作为高一级的“纲”，而将代表女性器官的雌蕊作为次一级的“目”，借由纲目的分类，将当时的性别意识形态自然化。花语书便是这时的标志性产物之一，不同花有着不同的意涵，男性通过送花传达对女性的欣赏，衡量爱的程度，可以说，林奈系统所引发的植物学大流行，用“自然”的名义反过来加强了“masculine”与“feminine”的社会性别建构。

    女性与男性，休闲与科学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又命催花使者，往来保护，以期含苞吐萼之时，加之呈妍”……我们恐怕很难想起比用植物来比拟一名女性的成长更令人觉得恰如其分的话语。

    无独有偶，18世纪80年代以后的欧洲大陆有着与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相似的想象。植物学与传统观念里女性天性和“本职”角色相一致，植物美丽、优雅且娇弱，女性温顺、柔和且依赖男性。一时之间，从夏洛特皇后到不得不以植物写作来谋生的夏洛特·史密斯，仿佛所有的女性都在学习植物分类、命名与绘画，植物学成为社会中上阶层培养女孩女性气质最流行的方式之一。不过在此过程中，对植物繁殖器官的大量露骨描写和拉丁语的命名法带来的争议与难题一直伴随着林奈分类系统的普及与推广。但也正是这两种争议将对植物的研究一分为二，一部分成为真正的科学研究，向着植物生理学发展，而另一部分则存活于后花园内，成为女性的闲暇娱乐，这些献身于植物研究的女性被限制在家庭和朋友之间，只能向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的方向发展。

    同时，追求科学知识、阅读大量书籍在18世纪也是独属于男性的特权，像伯里克利对雅典女性们教导的那样，“珍惜你们本能的谦虚，把不成为公众谈论的对象，看作最高的荣誉”。对18世纪那些在植物学上颇有认识的女性来说，要学会在各种公共场合，甚至是写作之中“藏拙”，用温顺的语言、巧妙的话术掩盖自己的学识，以避免被贴上卖弄学问、男人气、不宜结婚、无慈母心的标签。

    柔韧的植物，妥协的女性

    随着植物学的发展，到19世纪3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觉植物世界里还有更值得深入挖掘的科学知识。而经历几十年的发展，植物爱好者中女性占比居多。于是在植物学界，一场针对女性的“清扫”开始了。

    从前，植物学作为游离于科学和文学之间的特殊类别，女性得以利用被认可的母职与教育者角色之间的统一性而在其中促成成功。而今，新的、更理性、科学化的植物学兴起，林奈的时代即将终结，男性革命者们要“拯救”被“肤浅知识”“女性技能”所捆绑的无辜的植物学，女性逐渐被剥夺在植物学领域的话语权。

    但这场“清扫”运动获得成功了吗？在作者笔下，我们仍看到那些热爱植物的女性以科学家女儿、妻子甚或是研究赞助者的身份出现在植物研究的大军中。安妮·普拉特、玛丽·柯比、莉迪亚·贝克尔，这些女性用自己的勤奋、智慧和谦卑，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新的植物学领域中，仍旧开拓出许多不可忽视的成就。她们像生长在岩壁缝隙中的绿色，咬定青山不放松。也因此，有人评价《花神的女儿》是一本游离于植物学史研究边缘的著作，因为它并非在撰写植物研究的英雄史诗，而是关注到在历史的隐蔽角落中，女性对科学和自然知识的贡献。

    那么“清扫”失败了吗？这也是该作品更独到之处，安·希黛儿没有忽略在这场革命中女性做出的妥协，她们在植物学写作中采用更严谨的科学用词，去除作品中的诗意、亲切或所谓的“女性气质”。但我们不能否认，男女终归不同，在这样一种完全以男性模式来建构的科学世界中，女性是否能够争取到真正的平等？《花神的女儿》没有给出答案，但它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想象之路，或许科学也可以用女性模式来建构，那样的科学是什么样的面貌我们难以知晓，不过尝试去翻阅18、19世纪中那些女性作家的植物学著作，或许我们能够从中窥其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