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富东燕

    “三孩”政策落地后，其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制定和落地备受关注。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性别与家庭研究室与《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主办的“三孩政策背景下的积极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亲职与劳动力市场的平衡、社会再生产视角下的女性发展与公共照料体系构建、相关国际经验的借鉴等主题进行深入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素琴在致辞中表示，希望本次研讨会能立足中国国情，通过国际比较，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发掘有价值的对策建议，在促进婴幼儿健康发展的同时推动男女平等与妇女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在主题报告中指出，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所体现的中国人口负增长带有超低生育水平、区域不平衡与加速的特质，各地区应更加重视人口与生育问题。因此，在我国的现实与政策背景下，如何构建积极生育的配套支持措施成为此次研讨会的关注焦点。

    亲职与劳动力市场的平衡

    作为生育与养育的主要承担者，双亲的亲职问题对于积极生育至关重要。在亲职困局单元，专家学者重点探讨了亲职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蒙克提出“预期性母职惩罚”的概念，即劳动力市场基于对女性求职者未来生育状况的预期，对未育女性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已构成就业机会的阻碍或“惩罚”。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田野实验的证据，蒙克指出我国存在预期性母职惩罚的现象。实验分析初步证明，促进女性弹性就业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减少“预期性母职惩罚”很关键。

    从关系性视角出发，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对夫妻职业轨迹的分化进行了研究，她呼吁国家需要自上而下地倡导男性顾家、限制男性职场工作时间和长时间的工作文化，引导男性个体向工作、家庭、休闲三者平衡的生活方式转变。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学者罗艳尝试对农村中亲职参与不足的单亲父亲进行社会工作干预，通过改变这些父亲的养育认知、增加亲子互动技能，令他们增强担当父职的信心。她提出，父亲参与育儿需要鼓励、肯定和支持。此种干预不仅有利于儿童，对单亲父亲这一群体也有一定社会意义。

    市场化照料日益成为弥补家庭照料资源不足的重要选项，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肖索未探讨了家政市场化的发展如何影响家政服务中雇主与家政工之间的关系。初步研究发现，雇主和家政工之间需要建立基于人情原则的“特殊性关系”才能实现相对理想的照料结果，这一发现对于思考家政市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参照。

    社会再生产视角下的女性发展与公共照料体系构建

    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看，生育不仅是私领域内对个体尤其是女性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个人决策，同时也是整个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社会再生产视角下的女性发展与公共照料体系构建，成为本次会议的另一个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施芸卿以上海妈妈团共同育儿为个案，解释了被私人化的抚育是如何尝试重新扩展为公共性问题的。她指出这一尝试对社会再生产有一定的意义，但需解决持续发展的机制问题。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教授李洁则从提升再生产的价值出发，探讨了如何发掘全职妈妈的主体性，让她们从家庭走向社区，构建以妈妈们为主体的参与式社区支持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年学者杭苏红基于中产全职妈妈的话语和实践，反思了以往认为只有工作是女性“自我实现”的单维价值体系，指出还应重视职业之外的精神成长、家庭照料等拓展自我价值的新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满琪则通过对“虎妈”群体的访谈分析，探讨了密集育儿的共享现实如何对“虎妈”群体的情绪和群际行为产生影响。

    家庭的育儿决策与可获得的照料资源紧密相关。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钟晓慧从代际关系的角度提出，当家庭无法协调“一老一小“两种照顾需求时，生育意愿会降低。她建议国家在照料资源的代际分配上发挥主导作用，避免对老年人照料资源的挤占。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编辑陈偲则从需求侧出发讨论了大城市儿童早期照顾的家庭需求，提出政府应重视家庭在儿童早期照顾上的方式、可选择空间、性别平衡、托育服务数量和质量等方面的需求。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吴帆提出，期待在短期内弥补生育赤字，给想生而不敢生的家庭一个支持平台。无论家庭选择怎样的照料方式，政府应首先给家庭提供可选项，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她认为，三孩配套政策的意义在于，为普遍提高生育意愿、为承担抚幼责任的个人和家庭提供一种系统性的支持。

    国际经验的借鉴和探讨

    在国际经验单元，多位专家围绕各国家庭政策及其效果展开论述，并特别关注了性别平等在家庭政策中的重要性。

    基于法国家庭政策的内在推动力研究，山东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吴真提出，在传统家庭制度一去不复返的时候，生育已经不能再用强制的、惩戒的、鼓动的手段来推行，个体的自由意志和自主行动才是更重要的原动力。所以，尊重不同个体多元选择，为个体化的生活方式提供便利和保障，才能帮助个体找回他们作为人的生育的自由、生育的权利和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的生育的本能。

    在北欧一些国家，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一直很高。来自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际妇女研究室的学者石鑫系统分析了北欧完善的儿童照料政策，着重强调了北欧在家庭政策方面的平等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女性主义，指出提高政府参与及强调性别平等在生育政策问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年学者龚顺则带来了日本家庭政策效果的问卷实验研究，同样证明了性别平等本身不仅能提高女性的结婚和生育意愿，也会与家庭政策产生良性的交互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春华重点关注了欧洲儿童照料政策中完善的非正式照顾，她指出，中国仅依靠正规的儿童照顾无法满足现有需求；如果中国家庭在儿童照料方面能够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可能会对他们的生育意愿、生育数量选择和未来预期产生积极影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高翔则分享了美国儿童照顾政策，指出政策设计需要考虑不同政策目标内在逻辑的协调，区别不同类型个体的行动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杨典在总结时指出，欧美各国儿童照顾的相关政策反映了其背后社会理念的差异。我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期待我国充分考量多重现实因素，不断形成、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生育支持政策。

    “三孩”政策落地后，其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制定和落地备受关注。近日，“三孩政策背景下的积极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亲职与劳动力市场的平衡、社会再生产视角下的女性发展与公共照料体系构建、相关国际经验的借鉴等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编者按